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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人 2013.10· 哈尔滨. 关于推动大学内涵建设的一些思考. 来之前,认真学习了哈理工发来的材料,很丰富。 读完以后,给了我很大震撼。 一是书记、校长很有理念,校长布置工作很细致,感觉得到这是一所很有紧迫感、很有干劲的学校;. 二是与行业的联系紧密。 校领导非常尊重学校的历史,在多个场合提到学校的前身 —— 哈尔滨科技大学、哈尔滨电工学院和哈尔滨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是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时诞生,与中国机电和装备制造业同步发展。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 三是学校有着从本科到专业博士完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版图的完善有着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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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人 2013.10·哈尔滨 关于推动大学内涵建设的一些思考
来之前,认真学习了哈理工发来的材料,很丰富。来之前,认真学习了哈理工发来的材料,很丰富。 • 读完以后,给了我很大震撼。 • 一是书记、校长很有理念,校长布置工作很细致,感觉得到这是一所很有紧迫感、很有干劲的学校;
二是与行业的联系紧密。 • 校领导非常尊重学校的历史,在多个场合提到学校的前身——哈尔滨科技大学、哈尔滨电工学院和哈尔滨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 是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时诞生,与中国机电和装备制造业同步发展。 •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
三是学校有着从本科到专业博士完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版图的完善有着特殊贡献。三是学校有着从本科到专业博士完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版图的完善有着特殊贡献。 • 仅是这两三件事,就足以使我对这所学校肃然起敬!
卸任中山大学校长以来,自认为做了一件蛮有意思的事。卸任中山大学校长以来,自认为做了一件蛮有意思的事。 • 迄今为止,与100多位国内外大学的管理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 每次谈话都超过2个小时。 • 感悟多多。
这件事的副产品是,出了两本访谈录:《大学的声音》和《高职的前程》。这件事的副产品是,出了两本访谈录:《大学的声音》和《高职的前程》。 • 下个月还要出一本《大学的规矩》 。 • 去年一月份到今年三月份,访问新加坡、港澳台地区、美国、日本等海外近二十所大学,与这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就现代大学制度这个话题进行的访谈。
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在当前社会,包括在学术界,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在当前社会,包括在学术界,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 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更被广泛地讨论。 • 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很多。 • 还有部分高校还通过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在积极地进行探索。
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 • 不但我无法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内涵的理解会不一样。 • 香港城市大学程星协理副校长,曾在美国几所大学和地方教育系统有着管理工作的经历。 • 他告诉我,在如何界定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点上,不仅国人至今尚无共识,就是在当今世界拥有最多一流大学的美国,也未必有人敢于站出来对现代大学制度进行定义。
他认为,美国大学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堪称范本的制度。美国很多一流大学的制度是完全无法复制的。他认为,美国大学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堪称范本的制度。美国很多一流大学的制度是完全无法复制的。 • 他还套用了一句名家名言:平庸的大学都是一样的,而优秀的大学则各有各的优秀。
现在国内很多大学提出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现在国内很多大学提出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 我认为,强调内涵建设,最后也不应该成为同一个模式,所有的学校在同一个指标体系中竞争。 • 越是强调内涵建设,越要关注学校的个性和特色。
对于我而言,交流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 在任的时候,我在学校经常讲,中大的经验就是不出经验。 • 在与兄弟院校交流的过程中,我都会去关注这些学校的办学特色。 • 因此,在与大学管理者交流的过程中,我完全是从欣赏的角度去分享他们在办学中取得的成就,受益匪浅。
因此,赵国刚书记、李大勇校长邀请我来讲,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赵国刚书记、李大勇校长邀请我来讲,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下面就结合工作和访谈的体会,谈一谈大学在推动内涵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我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在于多样性。 我到美国访问,在学校的选择上尽量保持多样化,有公立的赠地大学,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文理学院。 但我也不敢说,通过对这六所大学的访问,了解美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因为每所学校的特色都不一样。 虽然美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很高,但是台湾中央大学前校长、马里兰大学前副校长刘全生教授告诉我,全美4000多余大学里也有只有100所左右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尤西纽斯学院黄伊侣校长也对我说,文理学院的优势在于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着重在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就连他自己的小孩,也优先选择到文理学院读本科。尤西纽斯学院黄伊侣校长也对我说,文理学院的优势在于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着重在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就连他自己的小孩,也优先选择到文理学院读本科。 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夏宗国副校长告诉我,美国不同类型的大学有着不同的使命,中国这些年很注意学习美国经验,但是他发现国内访美的高教代表团大多盯着哈佛等个别学校,而不是美国整体的教育体系。
我们知道,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与地理位置、类型层次、历史传承等诸多因素有关,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我们知道,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与地理位置、类型层次、历史传承等诸多因素有关,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 正如美国工程院院长、马里兰大学前校长牟德博士所说,因为大学要跟社会结合在一起,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规范和文化,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多样性。
因此,作为大学的办学者,要善于挖掘并守护大学的特色。因此,作为大学的办学者,要善于挖掘并守护大学的特色。 例如,台湾中正大学吴志扬校长说,他们学校地处乡村,但他们没有与其他在城市的大学去竞争,而是自己开条路,充满体现台湾的乡土特色。 用吴校长的话说,“做唯一,就是做第一”。
第一,大学的管理者要有理念。 • 这几年,我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课,行政学院的老师告诉我,现在讲理念的校长越来越多了。 • 很多学校的书记、校长都会将“在校内形成被大家所接受的理念”作为自己影响这个学校最重要的工作。 • 台湾中正大学吴志扬校长有一句很形象的话:校长的作用就是选好背景音乐。
大学的管理者都强调办学理念。 • 宏观上,理念可以决定政策; • 微观上,理念被大家接受,会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准则。 • 有了理念,决策者就不会被他人左右,觉得谁说都是对的。
上个月,在北京参加了“2013-2017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上个月,在北京参加了“2013-2017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 • 阅读了09年以来进行本科教学合格评估80所地方院校的专家评估报告,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学校都很清楚要坚持特色办学,并提出了口号,也明白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部分学校还提出建立“双师型”队伍。
但实际上是光说不做。 • 在评估报告里,专家几乎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不到位、不统一、不落实。
最近,受邀到武汉纺织大学做报告,我就了解到,他们曾更名为武汉科技学院,结果,学校领导却越来越感到,作为有着深厚纺织行业背景的省属大学,只有办出特色和水平,才能在高校林立的湖北拓展出发展空间。最近,受邀到武汉纺织大学做报告,我就了解到,他们曾更名为武汉科技学院,结果,学校领导却越来越感到,作为有着深厚纺织行业背景的省属大学,只有办出特色和水平,才能在高校林立的湖北拓展出发展空间。 • 于是把校名又改了回来,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发展道路。 • 而且是密切对接湖北省的支柱产业。
在这方面,我很赞同赵国刚书记提出办学要“表里如一,落地生根,供求相符,特色鲜明”。在这方面,我很赞同赵国刚书记提出办学要“表里如一,落地生根,供求相符,特色鲜明”。 • 要看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 要看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不是落地生根了; • 要看学校的特色是否鲜明。
第二,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定位。第二,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定位。 1. 学校要有总体定位。 八月份,我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应用科技大学(学院)联盟会议。 会上得知,教育部打算选择一部分地方院校进行应用科技大学的转型试点,以改变地方院校同质化严重的倾向。 我认为,这是教育主管部门着手进行大学特色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
现在一个状况可能是:两头热,中间比较彷徨。现在一个状况可能是:两头热,中间比较彷徨。 对于处于中间位置的地方院校,同样也要有准确的定位,办出特色。 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可能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是对以工科为主的地方院校,走应用科技大学的道路,借鉴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一是对以工科为主的地方院校,走应用科技大学的道路,借鉴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 同时在招生和就业上,因为是本科,所以与高职院校相比,更加具有竞争力。 二是地方院校不一定要像研究型大学那样特别关注通识教育,但可以借鉴国外文理学院的模式,专注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是打造城市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马军院长把学校定位在了“城市高职”上,要成为与长春市同生共长、同频共振的高职院校。 他说,“与普通大学不一样,像吉林大学攀登的是珠穆朗玛峰,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是住在山底下,有山有水有河流”。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叶鉴铭院长也告诉我,他们学校原来的定位是“立足杭州、服务浙江、面向长三角”。后来改为“立足下沙(开发区)、服务杭州市”。
看上去,层次好像低了。 但我认为,这就将正是将学校的办学定位下移,反而与城市的关系贴得更加紧密。 而且叫城市学院也不丢脸,如纽约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2. 关注人才培养的不同需求。 由于办学定位不同,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课程设置都会有所变化。
对此,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陈建新院长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按职业岗位来分,从低级到高级,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工、员、匠、师、家。对此,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陈建新院长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按职业岗位来分,从低级到高级,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工、员、匠、师、家。 第一个层次是工,指的是普通职工; 第二个层次是员,是指有资质的员工,比方说施工员、监理员等等; 再往上是匠,不仅有资质,而且做得巧; 然后是师,不仅有实践,还有理论; 最后是家,有自己思想的独到之处。
我觉得,陈建新院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类,层次清晰,同时也有交叉,可以作为不同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参考。我觉得,陈建新院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类,层次清晰,同时也有交叉,可以作为不同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参考。 对于研究型大学,可能定位在“师”和“家”,进行精英人才培养。 对于地方院校,可能定位在“匠”和“师”,关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对于高职院校,可能定位在“匠”和“员”。
对于应用性人才培养,“双师型”是一个重要特征。对于应用性人才培养,“双师型”是一个重要特征。 最近,访问了北大医学院的柯杨校长,她也提到,对于医学生而言,老师的榜样作用体现地最明显。 在校时,老师怎么对待学生,这些学生以后走上社会后就会怎样对待病人。 在哈理工,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在很抓学风的同时,也在抓教风。
3. 各级各类学校要能发挥科研优势。 • 我曾参与了“2011”计划评审的一些工作,像科学前沿组的会评、现场考察以及最后一次咨询委员会会议。 • 从结果上来看,我特别有兴趣地看到,像科学前沿的中心,主要是落在北大等传统的综合大学里面; • 行业产业的中心,主要落在哈工大、北航、中南大学等行业背景非常鲜明,以工科为发展重点的大学里面;
区域发展的中心,主要是落在苏大、河南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地方院校里面,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既为区域经济社会服务,也满足了国家需求;区域发展的中心,主要是落在苏大、河南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地方院校里面,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既为区域经济社会服务,也满足了国家需求; • 这个布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导向,改变了以往的评价标准,让各级各类学校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我走访的研究型大学中,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建设一流大学与国家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走访的研究型大学中,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建设一流大学与国家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 将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完成国家重大专项作为本校发展的一个着力点。
不是所有学校都要把自然科学基金多寡、SCI论文多少作为衡量教师和学院的标准、或以此作为科研工作的重心。不是所有学校都要把自然科学基金多寡、SCI论文多少作为衡量教师和学院的标准、或以此作为科研工作的重心。 我认为,不同的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应该找准定位,没有必要拿社会上的排行榜来要求自己。
像哈理工就很明确地提出要对接企业。 赵国刚书记就说:“我们和企业合作,不是为了从企业获得什么,而是要问企业需要我们什么”。 要“面向大工程”。
我的看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不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关键是校院两级管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建我的看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不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关键是校院两级管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建 立现代大学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厘清院校两级关系,激发学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也会对学校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从校内报告材料中看到,哈理工的领导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大学管理精髓是差异化管理。 首先要尊重学科差异。 正是因为要尊重文理医工的差异,进而尊重学院的声音,所以,才应该把管理的重心放在学院。 在访问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时,他提到台湾曾经尝试对大学实行零基预算,却以失败告终。 他认为,零基预算只能用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上,而一个正式的机构是不可能零基的,一定会增加一点或缺少一点。
我在访问中也注意到,国内部分高校希望通过公式的算法来分配经费、指标、用房等等,我以为,这种做法与零基预算的思路是一样。我在访问中也注意到,国内部分高校希望通过公式的算法来分配经费、指标、用房等等,我以为,这种做法与零基预算的思路是一样。 事实上,任何公式都无法反映学科的差异。 我的看法是,应该改变自上而下切蛋糕的方式,先让学院提出需求,然后到学校层面进行权衡。 如此几上几下,经过充分的双向互动后再确定下来,以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微调。
特别欣赏张杰校长从校办院到院办校的治校理念。特别欣赏张杰校长从校办院到院办校的治校理念。 用他的话来说,上海交大的优势是集团作战,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如何将学校这一台大的发动机变成三十几个小的发动机。 在差异化管理方面,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杨弘敦校长提出,在进人时,只提总的标准,但具体进什么样的人由学院自己决定,但是不得低于学院平均水平。
第二,院校两级管理的关键又在于放权。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我们的大学向外拼命要办学自主权; 另一方面,大学内部管理多数又采取一种集权的形式。 柯杨的例子。 由此得到启发,为什么学院动不起来,是没有条件动。 院校两级管理说到底还在于学校,是一个关乎全局的事。
因此,大学要将权力与相应的责任下移。 程星在总结中美大学在校内治理上的差异时说,从学院层面来讲,亚洲大学的院长普遍不太关心募捐。但美国是特例,因为美国大学院长的权力来源在于他手中能掌握多少钱。 台湾政治大学吴思华校长有过担任商学院院长的经历,他认为,院长手上如果没有资源,就不可能去做事。如果院长不积极,学校也不可能积极。
美国天普大学戴海龙校长也说,任何职位,你要让它起作用,你要给足够的授权。美国天普大学戴海龙校长也说,任何职位,你要让它起作用,你要给足够的授权。 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化学系的系主任,他认为,系主任能发挥作用,很重要一点在于他能决定教授加薪多少。有这个权力,才有影响力。 也就是说,只有放权给学院,院长们才会真正有积极性去为学校争取资源。
林建华在重大建立学部,讲行政权与学术权统一,将发展与日常事务分开的例子。林建华在重大建立学部,讲行政权与学术权统一,将发展与日常事务分开的例子。
第三,充分发挥院长的积极性。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进行《大学的根本》调研,关注院校两级管理和人才培养这两个主题。 主要是访问国内部分一流高校的院长们,要求这些院长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并且有改革举措的。 通过与海外大学的调研对比,我发现国内对这两方面的关注都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