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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的是非功过. 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 （一）列强瓜分狂潮引起的危机 （二）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 （三）反洋教斗争的持续发展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传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至 19 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有 3200 多人。有 40 多个教区， 60 多个教会。有 80 多万教民。. 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传教士在华的活动除正常传教活动外，也有大量的非法、非理的活动。 1. 充当间谍，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2. 盘剥中国人民。（外国传教士可以置买房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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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 • （一）列强瓜分狂潮引起的危机 • （二）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 • （三）反洋教斗争的持续发展 •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传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有3200多人。有40多个教区，60多个教会。有80多万教民。
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 传教士在华的活动除正常传教活动外，也有大量的非法、非理的活动。 • 1.充当间谍，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 2.盘剥中国人民。（外国传教士可以置买房屋、土地） • 3.传教士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干涉地方行政。 • 4.纵容甚至唆使教民危害地方。
义和团运动以前反洋教斗争概况 • 据统计，从１８６１至１８９９年全国共发生教案８１１起。 • 前期（中法战争以前）反洋教斗争通常是偶发的个案。领导者为士绅。典型的是1870的天津教案。 • 后期（中法战争以后）则出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领导者为秘密结社的领袖。如1891年热河朝阳金丹道反洋教斗争。1895年福建古田斋教反洋教斗争。1898年四川大足县余栋臣以“顺清灭洋”、“除教安民”为口号的反洋教斗争。
引起教案的原因 • 引起教案的根本原因是不法传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引起人民不满，但每起教案的具体原因又有不同。
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被洪秀全加以改造、利用外，一直没有在宗教信仰方面获得真正的进展。受过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持积极用世主义，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他们鄙视西方宗教所宣传的“天国”，尤其嘲笑上帝造人说，因此西方宗教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曾经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竟没有一个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参加，连乡村知识分子都很少参加，就是有力的证明。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被洪秀全加以改造、利用外，一直没有在宗教信仰方面获得真正的进展。受过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持积极用世主义，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他们鄙视西方宗教所宣传的“天国”，尤其嘲笑上帝造人说，因此西方宗教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曾经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竟没有一个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参加，连乡村知识分子都很少参加，就是有力的证明。
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天旱时就拜龙王，希望生儿生女时就拜观音菩萨，希望科考中的就拜孔子牌位，等等。民间信仰的这些特点，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有明显差别，天主教、基督教有统一的惟一的信仰──上帝，而上帝与世俗生活中的某项具体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西方宗教的这种特点，使它不容易征服中国的民众。诚然，中国人也有入教的，但乡镇中的教民并非出于信仰入教，而是要得到洋教会的庇护，仍然是为了得到某些现实利益。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天旱时就拜龙王，希望生儿生女时就拜观音菩萨，希望科考中的就拜孔子牌位，等等。民间信仰的这些特点，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有明显差别，天主教、基督教有统一的惟一的信仰──上帝，而上帝与世俗生活中的某项具体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西方宗教的这种特点，使它不容易征服中国的民众。诚然，中国人也有入教的，但乡镇中的教民并非出于信仰入教，而是要得到洋教会的庇护，仍然是为了得到某些现实利益。
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引起教案的原因之一。在义和团的一张揭帖中就这样批评洋教：“劝奉教，乃霸天，不信神佛忘祖先。”“不信神佛忘祖先”，就是不相信中国传统的道教（“神”）、佛教（“佛”）、儒教（“祖先”），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引起教案的原因之一。在义和团的一张揭帖中就这样批评洋教：“劝奉教，乃霸天，不信神佛忘祖先。”“不信神佛忘祖先”，就是不相信中国传统的道教（“神”）、佛教（“佛”）、儒教（“祖先”），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
梨园屯教案是个典型事例。这个教案由争夺玉皇庙基引起的。梨园屯是山东冠县十八村中的一村，十八村离冠县县城１４０里，它是一块“飞地”，不在山东境内，而在直隶（今河北）境内，处于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梨园屯有一块由富户捐献的“义学地”，约４０多亩，村民在上面建造了一座玉皇庙，后因年久失修，庙宇塌坏。１８６９年，村中参加天主教的教民要求分割义学地，经汉教、洋教（圣教会）双方议定，汉教人多，分得３８亩，洋教人少，分得３亩。教民把这３亩地献给外国传教士，以便盖教堂。意大利籍传教士梁明德给教民３个银元宝，买下玉皇庙宅地，但是几个教民把元宝私分了，没有交给村上。梁明德认为庙基已经买下，就要拆庙盖教堂，村民当然反对，于是不断闹纠纷。梨园屯教案是个典型事例。这个教案由争夺玉皇庙基引起的。梨园屯是山东冠县十八村中的一村，十八村离冠县县城１４０里，它是一块“飞地”，不在山东境内，而在直隶（今河北）境内，处于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梨园屯有一块由富户捐献的“义学地”，约４０多亩，村民在上面建造了一座玉皇庙，后因年久失修，庙宇塌坏。１８６９年，村中参加天主教的教民要求分割义学地，经汉教、洋教（圣教会）双方议定，汉教人多，分得３８亩，洋教人少，分得３亩。教民把这３亩地献给外国传教士，以便盖教堂。意大利籍传教士梁明德给教民３个银元宝，买下玉皇庙宅地，但是几个教民把元宝私分了，没有交给村上。梁明德认为庙基已经买下，就要拆庙盖教堂，村民当然反对，于是不断闹纠纷。
１８８７年，村民和教民达成协议，教民把庙基归还村民盖庙，村民出资为教民另购一块地基给教民盖教堂。应该说这个协议是比较妥当的，它也说明信奉汉教的村民并不排斥天主教，他们希望各奉各教，相安无事。但是，过了两年，法国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无理推翻协议，非要在原基地上建立教堂不可。清地方官屈从外国势力，将庙基断给教民，教民还不满足，又要求惩办参与争夺庙基的村民，从而引起村民强烈愤慨而爆发武装冲突。１８８７年，村民和教民达成协议，教民把庙基归还村民盖庙，村民出资为教民另购一块地基给教民盖教堂。应该说这个协议是比较妥当的，它也说明信奉汉教的村民并不排斥天主教，他们希望各奉各教，相安无事。但是，过了两年，法国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无理推翻协议，非要在原基地上建立教堂不可。清地方官屈从外国势力，将庙基断给教民，教民还不满足，又要求惩办参与争夺庙基的村民，从而引起村民强烈愤慨而爆发武装冲突。
但在众多的教案中，直接由传教士引起的教案还占少数，大多数是由于传教士纵容和包庇教民为非作歹引起的。但在众多的教案中，直接由传教士引起的教案还占少数，大多数是由于传教士纵容和包庇教民为非作歹引起的。 •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不择手段地吸收教民，其中“良少而莠多”。那些品行不良分子一旦入教，就依仗教会势力，肆无忌惮地为害乡里。
山东巡抚张汝梅曾指出：“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劝人为善。惟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谓某人系在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这个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它代表了地方官和士绅的普遍看法。山东巡抚张汝梅曾指出：“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劝人为善。惟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谓某人系在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这个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它代表了地方官和士绅的普遍看法。
教案也与地方官处理教案不当有关。一般说来，地方官对外国传教士是不满的，厌恶的，因为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援引治外法权，包揽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与地方官抗衡，甚至凌驾其上。不少地方官同情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但是在具体处理民教纠纷时，他们却往往屈从于教会压力，偏袒教民和传教士一方，结果不但不能平息纠纷，反而火上浇油。例如冠县梨园屯民教争夺玉皇庙基时，地方官多次把庙基判给教民，使村民感到无望，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教案也与地方官处理教案不当有关。一般说来，地方官对外国传教士是不满的，厌恶的，因为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援引治外法权，包揽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与地方官抗衡，甚至凌驾其上。不少地方官同情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但是在具体处理民教纠纷时，他们却往往屈从于教会压力，偏袒教民和传教士一方，结果不但不能平息纠纷，反而火上浇油。例如冠县梨园屯民教争夺玉皇庙基时，地方官多次把庙基判给教民，使村民感到无望，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二、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抚清灭洋” • 山东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抚清灭洋”（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这个口号表明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它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以及其他阶层的反帝情绪和要求，因此在社会上发生广泛的影响。但是这个口号毕竟是劳动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它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传教士并不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分子，义和团在打杀他们的时候，也并不是事先都掌握了他们的作恶事实，而是见着就杀。例如，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在路过山东肥城时，被当地大刀会捉住杀死了，大刀会并不认识他，之所以杀死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传教士。传教士并不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分子，义和团在打杀他们的时候，也并不是事先都掌握了他们的作恶事实，而是见着就杀。例如，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在路过山东肥城时，被当地大刀会捉住杀死了，大刀会并不认识他，之所以杀死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传教士。
义和团打杀最多的是“二毛子”即教民，但数民并不都是作恶分子。就大多数教民来说，他们入教是为了躲避官府的压迫。有一个叫周挫庵的人曾这样分析说：“自捐例开而吏治鲜循良廉，俸扣而闾阎受剥削，正供之外，有耗羡，有浮收，又有办公陋规诸名目。地方不靖，则捐输勒派，诛求无已。中户贫户，岁丰仅足自给，水旱遍灾，民有鬻子女以偿赋税者矣。甚者，凶荒之形既见，长吏不惟不恤之，而先期开征，迫民完纳；及恩诏蠲免而已入私囊，不可复得。上泽不下流，民于是不知有君而仇吏。民疾官也甚则视入教也轻。且入教之后，可以抗粮欠租、报私仇，孤寡举平日之苦，一洗而空之，又加有利焉，几何不胥而为夷也。及以身触法，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愈有以恣其所欲。”这里所说的入教原因虽然还不全面，却指出了主要原因──躲避官府的压迫。义和团打杀最多的是“二毛子”即教民，但数民并不都是作恶分子。就大多数教民来说，他们入教是为了躲避官府的压迫。有一个叫周挫庵的人曾这样分析说：“自捐例开而吏治鲜循良廉，俸扣而闾阎受剥削，正供之外，有耗羡，有浮收，又有办公陋规诸名目。地方不靖，则捐输勒派，诛求无已。中户贫户，岁丰仅足自给，水旱遍灾，民有鬻子女以偿赋税者矣。甚者，凶荒之形既见，长吏不惟不恤之，而先期开征，迫民完纳；及恩诏蠲免而已入私囊，不可复得。上泽不下流，民于是不知有君而仇吏。民疾官也甚则视入教也轻。且入教之后，可以抗粮欠租、报私仇，孤寡举平日之苦，一洗而空之，又加有利焉，几何不胥而为夷也。及以身触法，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愈有以恣其所欲。”这里所说的入教原因虽然还不全面，却指出了主要原因──躲避官府的压迫。
例如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据说最早入教的是一位行医者，叫王松龄，他又介绍同村人入教。屯里有个姓李的农民曾参加过宋景诗的起义军，回到梨园屯后被官府抓去了，王松龄就劝李某的妻子入教，说“若全家奉教，你这官司就有救了”，李某的妻子就入了教。神甫给冠县衙门去了一封信，说：“李某是我的教民，你们诬良为盗。”于是李某就被释放了。此后入教的就多起来。像王松龄、李某、李妻，都未必会成为作恶的教民。再如，解放后在河北宁津县所作的关于义和团的调查中（1963年），也反映说“教民入教原因：年景不好，神甫放红粮入的；也有因事入的，压迫不得已”。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入教的人也未必都成为坏人。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在它的高潮时期，对教民不分良莠，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这就使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大大地打了折扣。例如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据说最早入教的是一位行医者，叫王松龄，他又介绍同村人入教。屯里有个姓李的农民曾参加过宋景诗的起义军，回到梨园屯后被官府抓去了，王松龄就劝李某的妻子入教，说“若全家奉教，你这官司就有救了”，李某的妻子就入了教。神甫给冠县衙门去了一封信，说：“李某是我的教民，你们诬良为盗。”于是李某就被释放了。此后入教的就多起来。像王松龄、李某、李妻，都未必会成为作恶的教民。再如，解放后在河北宁津县所作的关于义和团的调查中（1963年），也反映说“教民入教原因：年景不好，神甫放红粮入的；也有因事入的，压迫不得已”。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入教的人也未必都成为坏人。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在它的高潮时期，对教民不分良莠，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这就使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大大地打了折扣。
义和团的“灭洋”，还不仅是打击教会势力，而且包括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先进的东西，如铁路、电线、西药等。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这就造成更大范围的滥杀滥烧。有人记载说：“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义和团的“灭洋”，还不仅是打击教会势力，而且包括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先进的东西，如铁路、电线、西药等。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这就造成更大范围的滥杀滥烧。有人记载说：“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
更有甚者，还打杀南方人，例如保定地区的义和团“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为‘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无几”。这种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和打杀一切与“洋”字相联系的人的行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更有甚者，还打杀南方人，例如保定地区的义和团“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为‘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无几”。这种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和打杀一切与“洋”字相联系的人的行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在1899至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遭到严重的旱灾、霜冻、虫灾，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无收。史料中记载：“光绪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汁（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种上。”连月大旱，闹得人心惶惶，致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去寻求生路，遂有大量饥民参加义和团。据《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记载：一个叫刘士瑞的组织了金钟罩，又叫大刀会，“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慌慌，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这样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在1899至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遭到严重的旱灾、霜冻、虫灾，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无收。史料中记载：“光绪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汁（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种上。”连月大旱，闹得人心惶惶，致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去寻求生路，遂有大量饥民参加义和团。据《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记载：一个叫刘士瑞的组织了金钟罩，又叫大刀会，“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慌慌，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这样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
另一条记载说：山东荷泽沙土集大徐庄人徐传忠从直隶阳谷县请来一个叫韩姑娘的大刀会女首领，“当地麻布会（大集会）那天五月二七日，她骑着马，领十多人到龙堌住店，她管吃。当时正是大旱天，这样两三天中，加入她的大刀会的有上千人。她供给大刀会众吃粮食，是从富户拿过来的，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就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即使那些跟着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的农民，心里也还想着回家种地。顺天府尹陈夔龙曾记述他与一个义和团首领的谈话，这个“大师兄”是来向他讨要救济粮的，谈话间，“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大师兄“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功夫来京作此勾当？’”另一条记载说：山东荷泽沙土集大徐庄人徐传忠从直隶阳谷县请来一个叫韩姑娘的大刀会女首领，“当地麻布会（大集会）那天五月二七日，她骑着马，领十多人到龙堌住店，她管吃。当时正是大旱天，这样两三天中，加入她的大刀会的有上千人。她供给大刀会众吃粮食，是从富户拿过来的，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就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即使那些跟着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的农民，心里也还想着回家种地。顺天府尹陈夔龙曾记述他与一个义和团首领的谈话，这个“大师兄”是来向他讨要救济粮的，谈话间，“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大师兄“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功夫来京作此勾当？’”
从前，灾荒引起的饥民暴动，都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和官僚，但是义和团却把斗争矛头指向传教士，他们认为是传教士止住了雨，在散发的揭帖中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灭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从前，灾荒引起的饥民暴动，都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和官僚，但是义和团却把斗争矛头指向传教士，他们认为是传教士止住了雨，在散发的揭帖中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灭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 • 天灾造成劳动群众，其中主要是农民的流离失所，其社会原因，当然也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但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义和团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外国教士，虽然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愈益尖锐，却掩盖了劳动群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掩盖了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致使义和团在打击外来帝国主义的时候，却放过了国内封建主义。
十四、外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合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官兵，方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十四、外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合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官兵，方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 这件“和约”不会出自普通义和团民之手，可能出于民间文人之手。这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也有浓烈的封建气息。它反映了与旧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小生产者对侵略者的憎恶和对传统社会的怀念。
山东巡抚同情、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得以在山东发展山东巡抚同情、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得以在山东发展 • 先后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特别是毓贤。在1899年10月19日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森罗殿击败前来捕拿团民的清军之后，向清廷奏报，建议将带兵前往镇压义和团的平原县令蒋凯撤职，招抚义和团。此后义和团在山东迅速发展。 • 毓贤的立场引起列强的不满，驻华使节要求撤换毓贤。于是清政府另派主张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到山东就不择手段地大肆镇压义和团。
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记述袁世凯诈杀义和团的一件事：“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殪，乃悟其诈。”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记述袁世凯诈杀义和团的一件事：“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殪，乃悟其诈。” • 由于袁世凯的严厉镇压，山东义和团受到严重挫折，斗争转入低潮，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开展斗争，并促进直隶和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当时有一名进京的官员，正经过涿州一带，他记述了从雄县到涿州所见情景： “廿九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廿九日，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７日）到雄县，则沿途皆有（义和团），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红带，首帕用红裹，亦有用黄带用黄裹者，旗书‘义和团替天行道’、‘扶清灭洋’字样，领队之旗有坎字、乾字之分，中皆用刀矛，水行陆行皆向北进发，其中三十岁以上甚少，二十岁以下十二三岁居多，途中相遇，秋毫无犯。
“……五月初一，过高桥村，车夫云庙中有拳厂，因下车往看，见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神案上设牌位三，一为关圣，一为桓侯，一为赵子龙，诸小儿拜神后，两旁肃立，忽然如发马脚之状，面红眼直视，口喷白沫，叫呼嘻嘻，飞拳踢足，七八岁者亦一跃数尺，其进退起伏向背，若出一人所教。 “……五月初一，过高桥村，车夫云庙中有拳厂，因下车往看，见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神案上设牌位三，一为关圣，一为桓侯，一为赵子龙，诸小儿拜神后，两旁肃立，忽然如发马脚之状，面红眼直视，口喷白沫，叫呼嘻嘻，飞拳踢足，七八岁者亦一跃数尺，其进退起伏向背，若出一人所教。 • “……初二日，由新城前进，在三家店打尖，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又行十余里，见道旁电线杆均经拆断，火车道上烟火蔽天，询诸途人，始知马家店至高保店二百余里铁路，自廿九日烧起，火犹未息。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
清廷支持义和团的原因 • 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在清中央政府中主要有慈禧、载漪、刚毅、徐桐、崇绮、启秀等。 • 载漪其人 • 载漪先封为贝勒，娶了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为福晋，１８９４年进封为郡王，军机大臣拟旨时将“瑞郡王”误写为“端郡王”，他便成了端郡王。己亥立储，他的儿子溥隽被立为大阿哥。他以为各国公使会因此向他祝贺，在立储诏旨发布的当天他就命令仆人预备茶点，可是一连三天，都是“至夜寂然”。从此他对外国人的痛恨有“不共戴天之势”。
凡有满汉官员去见他，他总是说：“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然无闻？”有个人问他：“汝欲剑仙侠客何用？”他说：“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那人说：“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他果然就利用起义和团来了。他的兄弟载濂、载澜也跟着附和义和团。有人评论说：“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凡有满汉官员去见他，他总是说：“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然无闻？”有个人问他：“汝欲剑仙侠客何用？”他说：“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那人说：“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他果然就利用起义和团来了。他的兄弟载濂、载澜也跟着附和义和团。有人评论说：“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
刚毅其人 • 刚毅，满族镶蓝旗人。官至协办大学士。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他“未尝学问，而刚愎自是”。有关他的笑话很多，有一首诗嘲笑他说：“帝降为王尧舜惊，皋陶掩耳怕呼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能驱翁叔平。一字难移惟瘦死，万民何不苦耶生。”原来：刚毅平时喜欢称引尧舜，但称其王；不知道皋陶应读作“皋遥”，而读作“皋陶”；他曾保荐将才龙某，面奏时说：“龙殿扬为奴才之黄天霸。”；他曾辑录一部《洗冤录异证》，认为原文中的“瘐毙”一词是“瘦毙”之误，刊印时一律改为“瘦毙”；“民不聊生”，他读作“民不耶生”。这首讽刺诗可谓“谑而虐矣”，活画出刚毅的无知而又刚愎自是的面目。他也参与了废立活动，因受到外国人的阻挠而痛恨外国人，“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
毓贤其人 • 毓贤因在山东巡抚任上招抚义和团，屡遭驻华使节的抨击，清廷只好将他调任山西，他因此更加痛恨外国人。在清廷谕令招抚义和团之后，他在山西大杀教士、教民，“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上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他并且带头滥杀。据记载：“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恐祸及己，亦不敢言。卒为拳匪所戕。
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跪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乃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情景极为惨烈。正是在毓贤的煽惑之下，山西掀起的滥杀之风为各省之最。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跪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乃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情景极为惨烈。正是在毓贤的煽惑之下，山西掀起的滥杀之风为各省之最。
关于守旧派的爱国情感 • 从慈禧太后、载漪到毓贤、廷雍，再到一些更低级的官吏和士绅，他们同情、支持义和团的原因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义和团把洋人全部赶走。他们的这种愿望，不可否认的有爱国主义情感，即使有人有私忿，也多少有这份情感。直隶布政使被八国联军捕去以后，在受审时回答说：“道光以还，汝曹欺我甚，倘得势，孰不报汝？”要报从鸦片战争以来积６０年的怨恨，可谓深矣。
但是他们的或多或少的爱国主义情感被他们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掩盖了。对于毓贤、廷雍等人，与其说他们爱国，毋宁说他们爱封建制度，爱大清王朝，因为封建制度和大清王朝是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他们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正是同情和支持它落后的东西，并使之恶性发展，从打杀教士到围攻使馆，从打杀“二毛子”到杀害开明官绅，从焚烧教堂到排斥一切现代文明，把这场本来就有错点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向了邪路。但是他们的或多或少的爱国主义情感被他们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掩盖了。对于毓贤、廷雍等人，与其说他们爱国，毋宁说他们爱封建制度，爱大清王朝，因为封建制度和大清王朝是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他们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正是同情和支持它落后的东西，并使之恶性发展，从打杀教士到围攻使馆，从打杀“二毛子”到杀害开明官绅，从焚烧教堂到排斥一切现代文明，把这场本来就有错点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向了邪路。
旧守派迷信法术 • 这些官员的品级不同，性情各异，其中不乏有操守者，像徐桐、刚毅、毓贤等，为官都很清廉，死后极为萧条，但他们都一样愚顽无知，一样不明世界大势，一样仇视近代文明。他们不仅在“抚清灭洋”的口号上与义和团有相通之处，而且像义和团一样迷信“法术”，这也是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重要原因。他们口声声说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实际上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
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通常都有迷信色彩，其中习武的也常有练所谓刀枪不入、金钟罩铁布衫的，特别是神拳一系，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了，而义和团将它发展到极至。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北方各省，尤其在京津地区，与义和团运动一起发展起来的宗教迷信，已弥漫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不由得不相信，也不敢不相信。这方面的记述非常多，枚不胜举，《拳变馀闻》写道：“（义和团的）坎字乾字 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 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通常都有迷信色彩，其中习武的也常有练所谓刀枪不入、金钟罩铁布衫的，特别是神拳一系，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了，而义和团将它发展到极至。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北方各省，尤其在京津地区，与义和团运动一起发展起来的宗教迷信，已弥漫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不由得不相信，也不敢不相信。这方面的记述非常多，枚不胜举，《拳变馀闻》写道：“（义和团的）坎字乾字 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
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泰，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寯藻）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训至庚子，乃酿此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泰，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寯藻）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训至庚子，乃酿此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
男人练的义和拳。妇女组织红灯照、蓝灯照、青灯照、黑灯照等。红灯照是青少年女子的组织，她们大多十七、八，乃至十二、三岁，“着红色衣履，如城隍中之红犯然。一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传云：其练法焚香念咒，一摇扇，即高起空中数丈许。晚间人多登高远望，谓空际有红灯一盏，渐多至数盏，忽上忽下，其光明亮。于是争睹其异，竟有以大星为红灯者，殊为可笑。……据云：临战时，能保护义和拳，能在空中用法术纵火，且能盗取洋人大炮螺丝钉。”男人练的义和拳。妇女组织红灯照、蓝灯照、青灯照、黑灯照等。红灯照是青少年女子的组织，她们大多十七、八，乃至十二、三岁，“着红色衣履，如城隍中之红犯然。一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传云：其练法焚香念咒，一摇扇，即高起空中数丈许。晚间人多登高远望，谓空际有红灯一盏，渐多至数盏，忽上忽下，其光明亮。于是争睹其异，竟有以大星为红灯者，殊为可笑。……据云：临战时，能保护义和拳，能在空中用法术纵火，且能盗取洋人大炮螺丝钉。”
无论是义和拳，还是红灯照等，都有神秘的“上神”仪式。他们宣称他们所请来的神灵，无论哪一位，都能够保护自已不被枪炮所伤，都能够战胜敌人，主要是“闭住”洋枪洋炮。如一道咒语所念：“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他们之所以宣传并相信这种制敌的法术和刀枪不入的功夫，是因为他们在用血肉之躯和刀枪棍棒去对付洋人的洋枪洋炮时，需要用这种外化的力量来鼓舞自己，号召和影响群众。这里，爱国热情、勇敢精神和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内容三者可笑的，然而真诚地混合在一起。对于贫苦无告、没有有文化的劳动群众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责，更不该嘲笑。但是大清王朝的各级官员，特别是负有全局责任的高层统治者，他们也相信和依靠这些，甚至以之作为决策的根据，则极为荒唐，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无论是义和拳，还是红灯照等，都有神秘的“上神”仪式。他们宣称他们所请来的神灵，无论哪一位，都能够保护自已不被枪炮所伤，都能够战胜敌人，主要是“闭住”洋枪洋炮。如一道咒语所念：“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他们之所以宣传并相信这种制敌的法术和刀枪不入的功夫，是因为他们在用血肉之躯和刀枪棍棒去对付洋人的洋枪洋炮时，需要用这种外化的力量来鼓舞自己，号召和影响群众。这里，爱国热情、勇敢精神和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内容三者可笑的，然而真诚地混合在一起。对于贫苦无告、没有有文化的劳动群众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责，更不该嘲笑。但是大清王朝的各级官员，特别是负有全局责任的高层统治者，他们也相信和依靠这些，甚至以之作为决策的根据，则极为荒唐，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
